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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利就是拿别人来检验理论会有误差，因为别人可以玩你骗你；但由此也就有了社会科学的最大便利，那就是：你可以拿你自己来检验理论，检验完了，理论到底对不对，你自己心知肚明，尽管你也可以企图骗人，但别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自我检验来知道结果，所以你一旦企图骗人，别人就能识破，你如果还死死抵赖，别人就可以把你放到另一个档次里作别论。所以，要还不信中国人的“道德观”有特殊之处，可以赶紧回到自己的“小圈子”里检验一把。

　　中国的“书面文化”光辉灿烂，“现实文化”却是“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”，难怪我们的兵家权谋历来发达，“官家文化”是那样的阴一套、阳一套，“民间文化”也是亲一套、刁一套，每个中国人自然都是政治家。“中国特殊论”不能太过夸大，但“罪感文化”的西方人确实比中国人更认死理、更讲对错、更少温情。一到了“制度运行”，程度问题就是大问题。英国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说，中国是“整合世界”的希望所在，他显然是被中国的“书面文化”给忽悠住了。不过，与那些只看“制度建设”而不见“制度运行”的“自由斗士”相比，汤恩比所上的当还不是最大的。

　　5，让腐败来得更猛烈些吧？

　　有人说，文化变革需要50年，经济变革需要5年，政治变革只需5个月。就“问题是想变不想变”而言，“政治变革只需5个月”颇有些道理。可是，如果政治变革真的那么容易，为什么“清末民初”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就那么难呢？答案一定是：“问题是想变不想变”只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思路，“变不想变”的前提永远是“能不能变”，好“制度结果”的前提永远是好“制度运行”。

　　“制度运行”是文化问题，即便政治制度能变，政治变革之后的“制度运行”也未必不往回走。文化变革最难，因为文化有公共属性，存在上文提到的“集体行动逻辑”问题，当下利弊对个人来说太明显，个人作用又太小、太容易导致随大流和搭便车。所以，真正的政治变革，其实都是文化变革；真正的政治家，其实也都是文化战略家。政治变革能摧生出大量急功近利的政客，却未必能真正触动“政治文化”。

　　佛经中提到一种超级大鸟，500年涅磐一次，每天要吃100头龙，1000条大毒蛇。它就是中国凤凰的原形，凤凰在大限到来之时集梧桐枝自焚，在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后获得重生、实现升华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凤凰涅磐”。是不是腐败需要来得更猛烈些，把更多的社会价值都吞噬掉，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“凤凰涅磐”？这种故事我们在中国历史中见得太多了，几百年洗一次牌，却总是有涅磐而无升华。近现代“西化”以来，不断有人告诉我们，“这一回真的不同了”，结果如何？还不是“一蟹不如一蟹”？还有谁胆敢相信“下一回真的不同了”？

　　在当今中国，反腐败不仅仅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更主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的对抗。这是规则与人情、良知与本能、意识与潜意识的自我冲突。“反腐，亡党；不反腐，亡国”，这句话其实完全是解气之词。中国的反腐从来都不可能突破人情进入规则，从来都不可能有真正的“制度运行”，所以反腐从来都是“可控的反腐”，而只要“控制力”尚在，亡党和亡国都不可能。蒋介石败于“控制力”失效，根本就不是败于反腐不反腐。

　　重要的是认识到，任何社会都是“带病运行”的。所以，腐败有治没治，全看把治腐的标准定在多高。如果一定要把它定在“推翻现制度”上，本文说的就是：“硬制度”不是根，根在“软制度”那，不要把标准定在“假大空”的基础上。变革“硬制度”也要一点一点来，目前最关键的是，在“公权制约”和“文化规则”难动的情况下，争取动“公权的范围和程度”，争取缩小公权，特别是涉及土地、资本、人力的公权。中国政府实际上正在看到，做诸如“管死人大代表，放生贪官污吏”的事，结果很不妙。

　　中国的制度腐败，是腐败的中国人使中国的制度腐败。不理解“腐败是制度问题”背后的“文化密码”，不理解腐败的“文化土壤”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批判精神，但那是批判别人的批判精神，不是批判自己的批判精神。真正的反腐败反的不是别人的腐败，它反的就是每个人的“规则观”和“人情观”中的腐败，它有多难，现实的反腐败就有多难。